《中说》 录关子明事
作者：王通
关朗字子明，河东解人也。有经济大器，妙极占算，浮沈乡里，不求官达。
太和末，余五代祖穆公封晋阳，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。穆公与谈《易》，各相叹服。穆公谓曰：“足下奇才也，不可使天子不识。”入言于孝文帝，帝曰：“张彝、郭祚尝言之，朕以卜算小道，不之见尔。”穆公曰：“此人道微言深，殆非彝、祚能尽识也。”诏见之，帝问《老》《易》，朗寄发明玄宗，实陈王道，讽帝慈俭为本，饰之以刑政礼乐。帝嘉叹，谓穆公曰：“先生知人矣。昨见子明，管、乐之器，岂占算而已！”穆公再拜对曰：“昔伊尹负鼎干成汤，今子明假占算以谒陛下，臣主感遇，自有所因，后宜任之。”帝曰：“且与卿就成筮论。”既而频日引见，际暮而出。会帝有乌丸之役，敕子明随穆公出镇并州，军国大议驰驿而闻，故穆公《易》筮，往往如神。
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，不平袁粲之死，耻食齐粟，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，即齐建元元年，魏太和三年也，时穆公春秋五十二矣。奏事曰：“大安四载，微臣始生。”盖宋大明二年也。既北游河东，人莫之知，惟卢阳乌深奇之，曰：“王佐才也。”太和八年，征为秘书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，而经制不立，从容闲宴，多所奏议，帝虚心纳之。迁都雒邑，进用王萧，由穆公之潜策也。又荐关子明，帝亦敬服，谓穆公曰：“嘉谋长策，勿虑不行，朕南征还日，当共论道，以究治体。”穆公与朗欣然相贺曰：“千载一时也。”俄帝崩，穆公归洛，逾年而薨，朗遂不仕。同州府君师之，受《春秋》及《易》，共隐临汾山。
景明四年，同州府君服阕援琴，切切然有忧时之思，子明闻之曰：“何声之悲乎？”府君曰：“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就也。”子明曰：“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。”府君曰：“彦闻：治乱损益，各以数至，苟推其运，百世可知，愿先生以筮一为决之，何如？”子明曰：“占算幽微，多则有惑，请命蓍，卦以百年为断。”府君曰：“诺。”
于是揲蓍布卦，遇《夬》之《革》（兑上干下）（兑上离下），舍蓍而叹曰：“当今大运，不过二再传尔。从今甲申，二十四岁戊申，大乱而祸始，宫掖有蕃臣秉政，世伏其强，若用之以道，则桓文之举也；如不以道，臣主俱屠地。”府君曰：“其人安出？”朗曰：“参代之墟，有异气焉，若出，其在并之郊乎？”府君曰：“此人不振，苍生何属？”子曰：“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。”府君曰：“各能成乎？”朗曰：“我隙彼动，能无成乎？若无贤人扶之，恐不能成。”府君曰：“请刻其岁。”朗曰：“始于甲寅，卒于庚子，天之数也。”府君曰：“何国先亡？”朗曰：“不战德而用诈权，则旧者先亡也。”府君曰：“其后如何？”朗曰：“辛丑之岁，有恭俭之主，起布衣而并六合。”府君曰：“其东南乎？”朗曰：“必在西北。平大乱者未可以文治，必须武定。且西北用武之国也。东南之俗，其弊也剽；西北之俗，其兴也勃。又况东南，中国之旧主也？中国之废久矣。天之所废，孰能兴之？”府君曰：“东南之岁可刻乎？”朗曰：“东南运历，不出三百，大贤大圣，不可卒遇，能终其运，所幸多矣。且辛丑，明王当兴，定天下者不出九载。己酉，江东其危乎？”府君曰：“明王既兴，其道若何？”朗曰：“设有始有卒，五帝三王之化复矣。若非其道，则终骄亢，而晚节末路，有桀、纣之主出焉。先王之道坠地久矣，苛化虐政，其穷必酷。故曰：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；积乱之后，必有凶主。理当然也。”府君曰：“先王之道竟亡乎？”朗曰：“何谓亡也？夫明王久旷，必有达者生焉。行其典礼，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。孔子曰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故王道不能亡也。”府君曰：“请推其数。”朗曰：“干坤之策，阴阳之数，推而行之，不过三百六十六，引而伸之，不过三百八十四，天之道也。噫，朗闻之，先圣与卦象相契，自魏已降，天下无真主，故黄初元年庚子，至今八十四年，更八十二年丙午，三百六十六矣，达者当生。更十八年甲子，其与王者合乎？用之则王道振，不用，洙泗之教修矣。”府君曰：“其人安出？”朗曰：“其唐晋之郊乎？昔殷后不王而仲尼生周，周后不王，则斯人生晋。夫生于周者，周公之余烈也；生于晋者，陶唐之遗风也。天地冥契，其数自然。”府君曰：“厥后何如？”朗曰：“自甲申至甲子，正百年矣。过此未或知也。”
府君曰：“先生说卦，皆持二端。”朗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府君曰：“先生每及兴亡之际，必曰‘用之以道，辅之以贤，未可量也’，是非二端乎？”朗曰：“夫象生有定数，吉凶有前期，变而能通，故治乱有可易之理。是以君子之于《易》，动则观其变而玷其占，问之而后行，考之而后举，欲令天下顺时而进，知难而退，此占算所以见重于先王也。故曰：危者使平，易者使颂，善人少恶人多，暗主众明君寡。尧舜继禅，历代不逢；伊周复辟，近古亦绝，非运之不可变也，化之不可行也？道悠世促，求才实难。或有臣而无君，或有君而无臣，故全之者鲜矣。仲尼曰：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此有臣而无君也。章帝曰：尧作《大章》，一夔足矣。此有君而无臣也。是以文武之业，遂沦于仲尼；礼乐之美，不行于章帝。治乱之渐必有厥由，而兴废之成终罕所遇。《易》曰：功业见乎变。此之谓也。何谓无二端！”府君曰：“周公定鼎于郏、鄏，卜世三十，卜年八百，岂亦二端乎？”朗曰：“圣人辅相天地，准绳阴阳，恢皇纲，立人极，修策迥驭，长罗远羁，昭治乱于未然，算成败于无兆，固有不易之数，不定之期。假使庸主守之，贼臣犯之，终不促已成之期，干未衰之运。故曰：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。圣人知明王贤相不可必遇，圣谋睿策有时而弊，故考之典礼，稽之龟策，即人事以申天命，悬历数以示将来。或有已盛而更衰，或过算而不及，是故圣人之法所可贵也。向使明王继及，良佐踵武，则当亿万斯年与天无极，岂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？过算余年者，非先王之功，即桓、文之力也。天意人事，岂徒然哉？”府君曰：“龟策不出圣谋乎？”朗曰：“圣谋定将来之基，龟策告未来之事，递相表里，安有异同？”府君曰：“大哉人谟！”朗曰：“人谋所以安天下也。夫天下大器也，置之安地则安，置之危地则危，是以平路安车，狂夫审乎难覆；乘奔驭朽，童子知其必危，岂有《周礼》既行，历数不延乎八百；秦法既立，宗祧能逾乎二世？噫！天命人事，其同归乎？”
府君曰：“先生所刻治乱兴废果何道也？”朗曰：“文质递用，势运相乘。稽损益以验其时，百代无隐；考龟策而研其虑，千载可知。未之思欤？夫何远之有？”
府君蹶然惊起，因书策而藏之，退而学《易》。盖王氏《易》道，宗于朗焉。 其后，宣武正始元年岁次甲申，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岁戊申，而胡后作乱，尔朱荣起并州，君臣相残，继踵屠地。及周齐分霸，卒并于西，始于甲寅，终于庚子，皆如其言。明年辛丑岁，隋高祖受禅，果以恭俭定天下。开皇元年，安康献公老于家，谓铜川府君曰：“关生殆圣矣，其言未来，若合符契。”
开皇四年，铜川夫人经山梁，履巨石而有娠，既而生文中子，先丙午之期者二载尔。献公筮之曰：“此子当知矣。”开皇六年丙午，文中子知《书》矣，厥声载路。九年己酉，江东平，高祖之政始迨。仁寿四年甲子，文中子谒见高祖，而道不行，大业之政甚于桀、纣。于是文中子曰：“不可以有为矣。”遂退居汾阳，续《诗》《书》，论礼乐。江都失守，文中寝疾，叹曰：“天将启尧舜之运，而吾不遇焉，呜呼！此关先生所言皆验也。”
太和末，余五代祖穆公封晋阳，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。穆公与谈《易》，各相叹服。穆公谓曰：“足下奇才也，不可使天子不识。”入言于孝文帝，帝曰：“张彝、郭祚尝言之，朕以卜算小道，不之见尔。”穆公曰：“此人道微言深，殆非彝、祚能尽识也。”诏见之，帝问《老》《易》，朗寄发明玄宗，实陈王道，讽帝慈俭为本，饰之以刑政礼乐。帝嘉叹，谓穆公曰：“先生知人矣。昨见子明，管、乐之器，岂占算而已！”穆公再拜对曰：“昔伊尹负鼎干成汤，今子明假占算以谒陛下，臣主感遇，自有所因，后宜任之。”帝曰：“且与卿就成筮论。”既而频日引见，际暮而出。会帝有乌丸之役，敕子明随穆公出镇并州，军国大议驰驿而闻，故穆公《易》筮，往往如神。
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，不平袁粲之死，耻食齐粟，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，即齐建元元年，魏太和三年也，时穆公春秋五十二矣。奏事曰：“大安四载，微臣始生。”盖宋大明二年也。既北游河东，人莫之知，惟卢阳乌深奇之，曰：“王佐才也。”太和八年，征为秘书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，而经制不立，从容闲宴，多所奏议，帝虚心纳之。迁都雒邑，进用王萧，由穆公之潜策也。又荐关子明，帝亦敬服，谓穆公曰：“嘉谋长策，勿虑不行，朕南征还日，当共论道，以究治体。”穆公与朗欣然相贺曰：“千载一时也。”俄帝崩，穆公归洛，逾年而薨，朗遂不仕。同州府君师之，受《春秋》及《易》，共隐临汾山。
景明四年，同州府君服阕援琴，切切然有忧时之思，子明闻之曰：“何声之悲乎？”府君曰：“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就也。”子明曰：“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。”府君曰：“彦闻：治乱损益，各以数至，苟推其运，百世可知，愿先生以筮一为决之，何如？”子明曰：“占算幽微，多则有惑，请命蓍，卦以百年为断。”府君曰：“诺。”
于是揲蓍布卦，遇《夬》之《革》（兑上干下）（兑上离下），舍蓍而叹曰：“当今大运，不过二再传尔。从今甲申，二十四岁戊申，大乱而祸始，宫掖有蕃臣秉政，世伏其强，若用之以道，则桓文之举也；如不以道，臣主俱屠地。”府君曰：“其人安出？”朗曰：“参代之墟，有异气焉，若出，其在并之郊乎？”府君曰：“此人不振，苍生何属？”子曰：“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。”府君曰：“各能成乎？”朗曰：“我隙彼动，能无成乎？若无贤人扶之，恐不能成。”府君曰：“请刻其岁。”朗曰：“始于甲寅，卒于庚子，天之数也。”府君曰：“何国先亡？”朗曰：“不战德而用诈权，则旧者先亡也。”府君曰：“其后如何？”朗曰：“辛丑之岁，有恭俭之主，起布衣而并六合。”府君曰：“其东南乎？”朗曰：“必在西北。平大乱者未可以文治，必须武定。且西北用武之国也。东南之俗，其弊也剽；西北之俗，其兴也勃。又况东南，中国之旧主也？中国之废久矣。天之所废，孰能兴之？”府君曰：“东南之岁可刻乎？”朗曰：“东南运历，不出三百，大贤大圣，不可卒遇，能终其运，所幸多矣。且辛丑，明王当兴，定天下者不出九载。己酉，江东其危乎？”府君曰：“明王既兴，其道若何？”朗曰：“设有始有卒，五帝三王之化复矣。若非其道，则终骄亢，而晚节末路，有桀、纣之主出焉。先王之道坠地久矣，苛化虐政，其穷必酷。故曰：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；积乱之后，必有凶主。理当然也。”府君曰：“先王之道竟亡乎？”朗曰：“何谓亡也？夫明王久旷，必有达者生焉。行其典礼，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。孔子曰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故王道不能亡也。”府君曰：“请推其数。”朗曰：“干坤之策，阴阳之数，推而行之，不过三百六十六，引而伸之，不过三百八十四，天之道也。噫，朗闻之，先圣与卦象相契，自魏已降，天下无真主，故黄初元年庚子，至今八十四年，更八十二年丙午，三百六十六矣，达者当生。更十八年甲子，其与王者合乎？用之则王道振，不用，洙泗之教修矣。”府君曰：“其人安出？”朗曰：“其唐晋之郊乎？昔殷后不王而仲尼生周，周后不王，则斯人生晋。夫生于周者，周公之余烈也；生于晋者，陶唐之遗风也。天地冥契，其数自然。”府君曰：“厥后何如？”朗曰：“自甲申至甲子，正百年矣。过此未或知也。”
府君曰：“先生说卦，皆持二端。”朗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府君曰：“先生每及兴亡之际，必曰‘用之以道，辅之以贤，未可量也’，是非二端乎？”朗曰：“夫象生有定数，吉凶有前期，变而能通，故治乱有可易之理。是以君子之于《易》，动则观其变而玷其占，问之而后行，考之而后举，欲令天下顺时而进，知难而退，此占算所以见重于先王也。故曰：危者使平，易者使颂，善人少恶人多，暗主众明君寡。尧舜继禅，历代不逢；伊周复辟，近古亦绝，非运之不可变也，化之不可行也？道悠世促，求才实难。或有臣而无君，或有君而无臣，故全之者鲜矣。仲尼曰：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此有臣而无君也。章帝曰：尧作《大章》，一夔足矣。此有君而无臣也。是以文武之业，遂沦于仲尼；礼乐之美，不行于章帝。治乱之渐必有厥由，而兴废之成终罕所遇。《易》曰：功业见乎变。此之谓也。何谓无二端！”府君曰：“周公定鼎于郏、鄏，卜世三十，卜年八百，岂亦二端乎？”朗曰：“圣人辅相天地，准绳阴阳，恢皇纲，立人极，修策迥驭，长罗远羁，昭治乱于未然，算成败于无兆，固有不易之数，不定之期。假使庸主守之，贼臣犯之，终不促已成之期，干未衰之运。故曰：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。圣人知明王贤相不可必遇，圣谋睿策有时而弊，故考之典礼，稽之龟策，即人事以申天命，悬历数以示将来。或有已盛而更衰，或过算而不及，是故圣人之法所可贵也。向使明王继及，良佐踵武，则当亿万斯年与天无极，岂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？过算余年者，非先王之功，即桓、文之力也。天意人事，岂徒然哉？”府君曰：“龟策不出圣谋乎？”朗曰：“圣谋定将来之基，龟策告未来之事，递相表里，安有异同？”府君曰：“大哉人谟！”朗曰：“人谋所以安天下也。夫天下大器也，置之安地则安，置之危地则危，是以平路安车，狂夫审乎难覆；乘奔驭朽，童子知其必危，岂有《周礼》既行，历数不延乎八百；秦法既立，宗祧能逾乎二世？噫！天命人事，其同归乎？”
府君曰：“先生所刻治乱兴废果何道也？”朗曰：“文质递用，势运相乘。稽损益以验其时，百代无隐；考龟策而研其虑，千载可知。未之思欤？夫何远之有？”
府君蹶然惊起，因书策而藏之，退而学《易》。盖王氏《易》道，宗于朗焉。 其后，宣武正始元年岁次甲申，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岁戊申，而胡后作乱，尔朱荣起并州，君臣相残，继踵屠地。及周齐分霸，卒并于西，始于甲寅，终于庚子，皆如其言。明年辛丑岁，隋高祖受禅，果以恭俭定天下。开皇元年，安康献公老于家，谓铜川府君曰：“关生殆圣矣，其言未来，若合符契。”
开皇四年，铜川夫人经山梁，履巨石而有娠，既而生文中子，先丙午之期者二载尔。献公筮之曰：“此子当知矣。”开皇六年丙午，文中子知《书》矣，厥声载路。九年己酉，江东平，高祖之政始迨。仁寿四年甲子，文中子谒见高祖，而道不行，大业之政甚于桀、纣。于是文中子曰：“不可以有为矣。”遂退居汾阳，续《诗》《书》，论礼乐。江都失守，文中寝疾，叹曰：“天将启尧舜之运，而吾不遇焉，呜呼！此关先生所言皆验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