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晋孙廷尉集》
作者：孙绰《晋孙廷尉集》简介
孙绰
［晋］（三二o至三七七）字兴公，中都（今山西平遥）人。楚孙。为廷尉卿，领著作。少以文才称，温、王、郄、庾诸君之薨，必须绰为碑文，然后刊石。尤工书法，张怀瓘书估列入第四等。卒年五十八。《晋书本传、法书要录》。曾任临海章安令，在任时写过著名的《天台山赋》。其善书博学，是参加王羲之兰亭修禊的诗人和书法家。 孙绰，字兴公，太原中都（今山西平遥西南）人，后迁居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，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。孙绰早年博学善文，放旷山水，曾著有《遂初赋》自述其志，并著有《天台山赋》。与高阳许洵为「一时名流」。时人「或爱洵高迈，则鄙於绰；或爱绰才藻，而无取於洵」。沙门支遁曾试问孙绰∶「君何如许？」问他和许洵相比怎麽样。孙绰答道；「高情远致，弟子早已服膺；然一咏一吟，许将北面矣。」自称「情致」不及，文才有余。（《晋书。孙楚传附孙绰传》）绰袭父爵为长乐侯，官拜太学博士（大学教授）、尚书郎（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）。哀帝时，迁散骑常侍（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）、统领著作郎（负责撰拟文书的职务）。时执政桓温上疏请迁都洛阳，并请自「永嘉之乱」南渡者全部北徙河南。当时朝臣慑於桓温的威势，不敢提出异议。孙绰上疏力争，反对迁都。招致桓温大怒，然因其理由充足又难以压服，事果不行。（《晋书。孙楚传附孙绰传》）
孙绰信奉佛教，与名僧竺道潜、支遁都有交往。他写了很多佛教方面的文章，如《名德沙门论目》、《道贤论》等。在《道贤论》中，他把两晋时的七个名僧比作魏晋之间的「竹林七贤」∶以竺法护比山涛（巨源），竺法乘比王戎（浚冲），帛远比稽康（叔夜），竺道潜比刘伶（伯伦），支遁比向秀（子期），于法兰比阮籍（嗣宗），于道邃比阮咸（仲容），认为他们都是高雅通达、超群绝伦的人物。
在他的著述中，影响最大的是《喻道论》。（载《弘明集》卷三）说文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道、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、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。是继《牟子理惑论》之后又一部捍卫佛教立场的论著。关於何谓「佛」与「佛道」，孙绰说∶「夫佛也者，体道者也；道也者，导物者也。」佛是「道」的体现者，这个「道」就是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。他认为佛道是「无为而无不为」的，「无为」所以虚寂自然；「无不为」所以具有化导万物的神秘莫测的作用。他认为佛道至为高深的，人们往往囿於传统的儒家学说，看不到还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义。 关於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，他提出了「周孔即佛，佛即周孔」的观点，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用如此明快的语言表达了儒佛一致论。有人设问∶「周孔之教何不去杀？」孙绰回答说，这是误解了圣人。难道圣人有杀心吗？圣人并无杀心，杀心实是下民的野心。圣人有见於人们相互争斗，甚於豺虎，才转而求其次（「不去杀」），为的是「去一以存十」，知其轻重，则知圣人之用心也。他认为佛教著重於内心教化（「明其本」），周孔主要是社会治理（「救极弊」），两家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。 关於出家是否违反孝道的问题上，孙绰认为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「立身行道，永光厥亲」的道路，这正是最大的孝行。另外，《喻道论》中还论证了佛教因果报应等思想。从各个方面向人们说明了佛教的基本教义，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，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是一致的，相互补充的。
［晋］（三二o至三七七）字兴公，中都（今山西平遥）人。楚孙。为廷尉卿，领著作。少以文才称，温、王、郄、庾诸君之薨，必须绰为碑文，然后刊石。尤工书法，张怀瓘书估列入第四等。卒年五十八。《晋书本传、法书要录》。曾任临海章安令，在任时写过著名的《天台山赋》。其善书博学，是参加王羲之兰亭修禊的诗人和书法家。 孙绰，字兴公，太原中都（今山西平遥西南）人，后迁居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，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。孙绰早年博学善文，放旷山水，曾著有《遂初赋》自述其志，并著有《天台山赋》。与高阳许洵为「一时名流」。时人「或爱洵高迈，则鄙於绰；或爱绰才藻，而无取於洵」。沙门支遁曾试问孙绰∶「君何如许？」问他和许洵相比怎麽样。孙绰答道；「高情远致，弟子早已服膺；然一咏一吟，许将北面矣。」自称「情致」不及，文才有余。（《晋书。孙楚传附孙绰传》）绰袭父爵为长乐侯，官拜太学博士（大学教授）、尚书郎（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）。哀帝时，迁散骑常侍（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）、统领著作郎（负责撰拟文书的职务）。时执政桓温上疏请迁都洛阳，并请自「永嘉之乱」南渡者全部北徙河南。当时朝臣慑於桓温的威势，不敢提出异议。孙绰上疏力争，反对迁都。招致桓温大怒，然因其理由充足又难以压服，事果不行。（《晋书。孙楚传附孙绰传》）
孙绰信奉佛教，与名僧竺道潜、支遁都有交往。他写了很多佛教方面的文章，如《名德沙门论目》、《道贤论》等。在《道贤论》中，他把两晋时的七个名僧比作魏晋之间的「竹林七贤」∶以竺法护比山涛（巨源），竺法乘比王戎（浚冲），帛远比稽康（叔夜），竺道潜比刘伶（伯伦），支遁比向秀（子期），于法兰比阮籍（嗣宗），于道邃比阮咸（仲容），认为他们都是高雅通达、超群绝伦的人物。
在他的著述中，影响最大的是《喻道论》。（载《弘明集》卷三）说文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道、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、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。是继《牟子理惑论》之后又一部捍卫佛教立场的论著。关於何谓「佛」与「佛道」，孙绰说∶「夫佛也者，体道者也；道也者，导物者也。」佛是「道」的体现者，这个「道」就是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。他认为佛道是「无为而无不为」的，「无为」所以虚寂自然；「无不为」所以具有化导万物的神秘莫测的作用。他认为佛道至为高深的，人们往往囿於传统的儒家学说，看不到还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义。 关於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，他提出了「周孔即佛，佛即周孔」的观点，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用如此明快的语言表达了儒佛一致论。有人设问∶「周孔之教何不去杀？」孙绰回答说，这是误解了圣人。难道圣人有杀心吗？圣人并无杀心，杀心实是下民的野心。圣人有见於人们相互争斗，甚於豺虎，才转而求其次（「不去杀」），为的是「去一以存十」，知其轻重，则知圣人之用心也。他认为佛教著重於内心教化（「明其本」），周孔主要是社会治理（「救极弊」），两家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。 关於出家是否违反孝道的问题上，孙绰认为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「立身行道，永光厥亲」的道路，这正是最大的孝行。另外，《喻道论》中还论证了佛教因果报应等思想。从各个方面向人们说明了佛教的基本教义，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，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是一致的，相互补充的。